大众传媒中的性别成见

●大众媒介强化了性别成见。媒介对社会规范、角色、等级和制约的种种描述，常常会内化为受众的一种社会期待，最终会影响受众的性别认识和行为。

●由于传统的社会文化的影响，人们更习惯从男性中心的角度来审视女性形象。对于有些含有贬低女性独立人格和尊严的报道，人们已经司空见惯。

●在商业化的报道中，女性不被看作一个包含智力、勇气等品质的完整个体，其观赏性的高低决定了这个女性的价值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我国的妇女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社会上对于女性性别成见仍没有彻底根除。女性主义人类学、文化学、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说明，关于性别的成见，并不是生理方面的必然结果，而是被社会文化所赋予、培养的结果。在社会现实中，性别成见主要包括对男女两性的性格、形象、智力、社会分工、家庭角色等方面的定型化。比如就性格而言，理性、勇于探索、进取、勇敢、坚强、喜欢高技术等总被归为男性的特征，而柔弱、温和、感性和被动总被归为女性的特征。

一方面，社会中存在着性别成见，基于商业化基础的大众媒介必然会追求大众认同，这就不可能不反映这些性别成见；另一方面，大众媒介也强化了性别成见。比如，广告总是利用受众最熟悉的价值与前提，即社会中的优势意识形态来建构性别的意义和模式，赋予女性漂亮、温柔、顺从等固定的特征。媒介对社会规范、角色、等级和制约的种种描述，常常会内化为受众的一种社会期待，最终会影响受众的性别认识和行为。鉴于大众媒介的重要作用，媒介中的性别模式一直被看作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。自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后，我国也开始了对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和性别模式的研究，所涉及的媒介包括电视、广告、电影、教科书、杂志、报纸等。

分析媒介中的性别成见，需要社会性别视角。社会性别视角对传统的性别模式形成了一种挑战，它强调女性的自主性，主要包括：女性应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的存在价值，并非男性的附庸；女性自身具有多种潜能，尤其在现代社会里，女性应该是，事实上也可以发展为多元化的社会角色或家庭角色，而非仅仅是贤妻良母式的定型角色等等。由于传统的社会文化的影响，人们更习惯从男性中心的角度来审看女性形象，因此，从长期的文化积淀来看，性别平等在媒介中其实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情，这就要求我们对媒介有一种审视的态度。

从社会性别视角看大众传媒，不难发现含有性别成见、对女性贬抑甚至歧视成分的内容，对此，人们已司空见惯。比如：杂志、报纸采用如下标题“为何闲着媳妇雇保姆”，或在报道中写道“兄弟如手足，妻子是衣服”等等，明显含有对妇女独立人格和尊严的贬低。大多数性别成见常常是难以察觉的，它通常表现为封建观、女性角色的商业化和传统角色定型。

关于封建观，最典型的报道是女人“祸水”论和对贞操观的赞同。1997年某报刊登了文章“祸起女人乎”，似乎在“揭示”中国足球队输球的秘密，是女人带来的晦气，所以足球赛要避女人。作者后来解释说他是反讽，但是，很多读者并未看出是反讽，如果作者所述不是事实，那么，这篇文章是不是在拿妇女开玩笑？另一篇名为“永远的悔恨”的文章，以“我”的口气叙述了主人公的妻子如何爱他，当他与情人同居后，其妻子仍然爱他，最后为不能得到他而自杀。这位男人先赞美他死去的妻子如何“宽容”、“厚道”，然后转过来痛斥他的情人，说“我真不该抵不住诱惑，在外面养情人，且引狼入室，殃及全家”。似乎妻子自杀不是他的责任，而是“诱惑”了他的情人的责任。

在一些女性被强暴、被胁迫做“三陪”或与人结婚的报道中，作者强调的不是妇女的人权被侵犯，而是“失去了宝贵的贞操”。例如1998年关于唐胜利（为拒做“三陪”跳楼的四川女青年）的报道中，记者所用的报道语言如：“为了赚钱，不惜牺牲一个姑娘的清白”，“高度赞扬了她那‘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’的高尚品质”，说她用“鲜血维护了自己的清白”等等。在这类报道中，作恶者的“恶”不在于他视妇女为玩物，粗暴地践踏妇女人权，而在于“不惜牺牲一个姑娘清白”；妇女的“受害”不在于他人用暴力或其他不合法的手段强迫她做不愿意做的事情，不在于人权被侵犯，而在于不能保全其“清白”，这是封建贞操观在新闻报道中的反映。“清白”（或贞操）是男权文化对女性的一种精神压迫。这种压迫仍不断地出现在现代媒介报道中。幼女不幸遭到强暴，记者使用的语言是：“让人毁了”；一些描写妇女犯罪的报道也无意中强调，因为失身，所以“失去了青春”，“失去了自尊”，以后“破罐破摔”，沦为罪犯。

在商业化的报道中，大众媒介强调的是女性的观赏价值。当女性不被看作一个包含智力、勇气等品质的完整个体，仅仅成为被看对象时，其观赏性（或漂亮程度）的高低就决定了这个女性的价值。媒介报道或广告常在无意中强调女性的被观赏性。一些美容或丰乳广告告诫妇女，只有美丽，妇女才有自信、骄傲、美好爱情和幸福生活，所谓的“挺不起胸，怎能抬得起头”（丰乳广告）。在一篇关于吸毒女的报道中，作者写道，“16岁的黄牧牧，长得很漂亮，白白的瓜子脸上嵌着一对柳叶眉，眉下是一双清澈明亮的杏核眼”，言外之意是，因为漂亮，被毁掉也就越令人可惜可叹。另一篇报道说，服用美满霉素微丸胶囊，经过6周，脸上的暗疮完全消失了，于是主人公的脸“恢复了容光”，“她还幸运地当上了总经理的秘书”，“既得到上司的赏识，又得到朋友的支持，小严真正踏上了美满人生之路”，说明男性看者决定着女性被看者的命运。为了被“看“上，女性必定要以男性视角来塑造自己的美貌。问题不在于男性是否能欣赏女性美，问题在于在这种关系中，女性始终处于被动地位，其被观赏性成为衡量她们价值的唯一标准，她不再是自己的主人。这样，女性的独立人格、自我之声、创造性等就被抹煞了。

应该说，传统角色定型在大众媒介中是普遍存在的。我们可以分别举女童和男童报道的例子。90年代以来，很多报道采用“今天的女童，明天的母亲”作为宣传口号，如：“培养一个女孩，关系到一个家庭，因为女孩是未来的母亲！”，这其实是对女童自身权利的忽略。我们为什么要救助女童上学？是因为她们是“明天的母亲”？女童的权利是作为女性的权利和作为儿童的权利。作为儿童，她们有受教育权，这是儿童的基本人权之一；作为女性，她们与男孩一样享有发展的权利。无论她们是否是“明天的母亲”，她们都应该享有这些权利。“母亲”在这里成为一种对女性角色定型的标签，遮盖了女童作为独立的人的权利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一个女童在未来不能或不愿成为母亲，我们今天就不去救助她吗？研究表明，有较好教育背景的母亲的确对子女教育、家庭经济、社区发展会有较大的贡献，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救助她们的唯一理由。唯一的理由只能是：女童本来就享有发展的权利。其实这个问题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上就讨论过，其口号已从“今天的女童，明天的母亲”改为“今天的女童，明天的妇女”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发放的宣传品的口号是：“投资今天的女童，明天的妇女”（InvestinToday’sGirlsTomorrow’sWomen）。这一口号没有将女童限制在“母亲”这一角色上。女童受教育是一种赋权过程，她们的确可从中获益享受如何当一个好母亲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她们将获得选择生活的能力和权利。

除了女童，关于男子汉教育也值得讨论。媒介报道中的性别教育大都成了“性别成见教育”。据一家青少年报报道，几百个男孩子一起宣誓，其誓言是：“我们是男子汉———未来世界的栋梁；我们是男子汉，是责任、勇气和宽容的代名词。我们要迎着艰难险阻前进，在暴风骤雨中拼搏，用生命撞击出金色的火花”。这则报道解释进行性别教育的原因时说，因为男孩太不勇敢、不刻苦、不自信和不开朗了，那么，这些特征女孩就不应该具备吗？女孩就不是未来世界的栋梁吗？如果不具备这些特征，女孩怎么能适应未来的社会？对男孩强调其勇敢进取、对女孩强调文静温柔的教育，必定大大限制儿童的活动能力和自我发展，扩大性别不平等。儿童的一切发展应该取决于他们的潜质、能力或兴趣，而不是他们的性别。